周作人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弟子，而周作人與其弟子的文學思想、創(chuàng)作和學術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乃至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響和成就：周作人的人生道路，是中國現代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現象�！�20世紀文化大師與學術流派叢書：周作人與周門弟子》逐章論述了周作人與弟子俞平伯、廢名、沈啟無、江紹原和任訪秋等人在文學思想，創(chuàng)作和學術研究上的影響關系，并且同時也論述了他們的人生理想、趣味和選擇的影響關系；最后幾章直接輪速周作人在“五四”之后，“七七”事變之后和1939年這幾個歷史關鍵時刻的思想、創(chuàng)作和人生抉擇，是對前文涉及的問題的集中討論。
作者簡介：
高恒文，1962年出生，安徽繁昌人，中國現代文學博士，天津師范大學教授。出版專著《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東南大學與學衡派》等，發(fā)表論文數十篇。
目錄：
緒言京派中的京派
——一個文學史的命題，一種闡釋周作人的方式
第一章“出家”還是“在家”？
——周作人與俞平伯的人生選擇
第二章晚明小品：周作人和俞平伯的“低徊趣味”
第三章《窗》：“人生之藝術化”與“夢的真實與美”
——廢名與周作人的人生與藝術的深刻思想共鳴
第四章闡釋周作人：“南朝人物晚唐詩”
——周作人和廢名對“六朝文章”“晚唐詩”的特殊情懷
第五章“夢想的幻境”和“文章之美”
——周作人對廢名小說的闡釋
第六章“懷廢名”與嘆知堂
——周作人與廢名1937年之后的師生情誼之分析
第七章謝本師：“你也須要安靜”
——沈啟無與周作人文學關系的歷史考察緒言京派中的京派
——一個文學史的命題，一種闡釋周作人的方式
第一章“出家”還是“在家”？
——周作人與俞平伯的人生選擇
第二章晚明小品：周作人和俞平伯的“低徊趣味”
第三章《窗》：“人生之藝術化”與“夢的真實與美”
——廢名與周作人的人生與藝術的深刻思想共鳴
第四章闡釋周作人：“南朝人物晚唐詩”
——周作人和廢名對“六朝文章”“晚唐詩”的特殊情懷
第五章“夢想的幻境”和“文章之美”
——周作人對廢名小說的闡釋
第六章“懷廢名”與嘆知堂
——周作人與廢名1937年之后的師生情誼之分析
第七章謝本師：“你也須要安靜”
——沈啟無與周作人文學關系的歷史考察
第八章書信中的故事
——周作人與江紹原往來書札箋疏
第九章一種別有意味的對話關系
——任訪秋古典文學研究與周作人影響之關系
第十章哪里來？何處去？
——周作人的“五四”文學觀及其與俞平伯、廢名之關系
第十一章“言志”的苦心與文心
——周作人1937年至1939年北平“苦住”期間創(chuàng)作之
分析
第十二章話里話外：1939年的周作人言論解讀
后記
第一章俞平伯乳名“僧寶”，幼年時家人曾送他入寺掛名為僧；1932年，其《戒壇瑣記》云：“四五歲就入寺掛名為僧，對于菩薩天王有一種親切而兼怖畏之感，甚至于眠里夢里都被這些偶像所纏擾，至今未已。這個童年的印像，留下一種對于寺廟的期待�！敝茏魅恕吨没叵脘洝吩�，關于他的出生，家人有一個傳說——“是一個老和尚轉生的”；1934年，其《五秩自壽詩》因之而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之說。雖然不盡相同，但難得兩人都有這樣的“僧緣”，這是否也是他們師生情誼之外的某種“緣分”？雖然肇因遠在他們剛剛來到這個世界時，與他們本人無關，但人到中年卻都又借題發(fā)揮，抒發(fā)其人生感慨，不約而同地將“迷信”表述為一種關于自我人生敘事的信念�！茏魅伺c俞平伯的關系，似乎比其他弟子多了一點“傳奇”色彩？一關于周作人和俞平伯的最初的交往，錢理群《周作人論》中《周作人與俞平伯、廢名》一章，有清楚、準確的敘述；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收到俞平伯的信，而在此之前，1919年12月17日出席“新潮”社的會議時，他們見過一面；他們真正的“相識”，是在1922年初討論新詩問題的時候。1922年1月，俞平伯在《詩》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詩底進化的還原論》一文，認為“詩的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數人向善的”，并且“平民性是詩底主要質素，貴族色彩是后來加上去的”。應該說這個觀點并無新見：“效用”說最直接的理論來源就是托爾斯泰——這是文章中承認了的；“平民性”的說法，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中提出的著名的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的第一條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學”［７］，周作人有著名的《平民文學》，也是胡適“五四”時期文學觀和進化論文學史觀的一貫論點，后來甚至提出這樣一個文學史的“公式”：“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采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的好處：淺薄的內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學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來模仿；模仿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chuàng)作的精神。天才墮落而為匠手，創(chuàng)作墮落而為機械。生氣剝喪完了，只剩下一點小技巧，一堆爛書袋，一套爛調子！于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結了，文學的生命又須另向民間去尋新方向發(fā)展了�！庇纱艘部梢钥闯�，俞平伯的這篇文章的思想明顯反映了“五四”啟蒙主義的思想特征。周作人在同年2月26日發(fā)表了《詩的效用》一文，從三個方面對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了疑問。周作人認為： 真的藝術家本了他的本性與外緣的總合，誠實的表現他的情思，自然的成為有價值的文藝，便是他的效用。功利的批評也有一面的理由，但是過于重視藝術的社會的意義，忽略原來的文藝的性質，他雖聲言叫文學家做指導社會的先驅者，實際上容易驅使他們去做侍奉民眾的樂人，這是較量文學在人生上的效用的人所最應注意的地方了。周作人敏銳地注意到俞平伯論點中所包含的文學“功利的批評”之思想的危險性，這是他的深刻之處，并且恐怕也是他這樣鄭重其事地撰文批評一篇出自自己學生之手的文章的原因之所在吧。這段話的最后一句“這是較量文學在人生上的效用的人所最應注意的地方了”，隱含了周作人對“五四”新文學“為人生的”文學觀的深刻反省———他同年1月22日發(fā)表的《自己的園地》一文中說：“為藝術的藝術”將藝術與人生分離，并且將人生附屬于藝術，至于如王爾德的提倡人生之藝術化，固然不很妥當；“為人生的藝術”以藝術附屬于人生，將藝術當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終極，也何嘗不把藝術與人生分離呢？很顯然，在周作人看來，將詩乃至文學定義為“深刻地感多數人向善的”，就是“將藝術當作改造生活的工具”的“功利的批評”。至于俞平伯所謂的“平民性是詩底主要質素，貴族色彩是后來加上去的”，因為周作人在此之前發(fā)表的《貴族的與平民的》一文，已經論述過這個問題了，所以他也就沒有質疑俞平伯的這個論點，但他的《詩的效用》最后說：文學家雖希望民眾能了解自己的藝術，卻不必強將自己的藝術去遷就民眾；因為據我的意見，文藝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現，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現在倘若舍己從人，去求大多數的了解，結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學”的標本，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現了。這里還是就俞平伯所謂的“詩的效用”而言的，但也可以看作是對俞平伯“平民性”說法的一個側擊。錢理群《周作人論》中《周作人與俞平伯、廢名》一章在概述俞平伯《詩底進化的還原論》和周作人《詩的效用》不同論點之后指出：“正如后來廢名所說，這時候俞平伯正是‘年青的時候有大歡喜，逞異想’，受著啟蒙主義思潮的薰染，作著‘時代’的‘夢’；而周作人此時已步入中年，對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發(fā)生或一程度的懷疑了�！边@個判斷是十分準確而深刻的。下文，且就這一問題，依據學術界新出的學術成果和史料，作進一步的梳理。俞平伯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思想確實曾經是比較激進的。他的“平民性”文學思想在《詩底進化的還原論》中的表述，并不是偶然的。這里有幾條材料值得注意：1919年3月，鄧中夏等人發(fā)起并領導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成立，該組織“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俞平伯加入了這個講演團，為第四講演所之講演員，積極參加活動；同年11月，作了題為“打破空想”的講演。由此可見俞平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主義思想之深。直到1922年7月，俞平伯在赴美途中，目睹“作工者狀如鬼魅，筋力疲憊，仍復力作；而船上員司及旅客，則憑闌閑眺，既惡其擾，又嫌其遲緩”的情景，不禁感慨萬端：“始信現代文明，一言以蔽之，罪惡而已，掠奪而已。吾輩身列頭等艙，尚復嗟怨行役之苦，可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亦可謂毫無心肝。茍稍有人心者，睹近代罪惡底源泉在于掠奪，則應當以全心力去從事社會運動，即懦弱的人，至少亦須去從事民間運動。高譚學術，安富尊榮，此等學者（？）人間何貴？換言之，不從制度上著手，不把根本上的罪孽鏟除了，一切光明皆等于曇花一現。”正是這種激烈的社會革命的思想，使得鄧中夏這樣的俞平伯北京大學同學最后走上政治革命之路，俞平伯有此思想，所以有參加“平民教育講演團”那樣的“民間運動”，只不過最終沒有邁上“以全心力去從事社會運動”的政治革命之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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