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余世存二十余年歷史人物寫作全面呈現(xiàn)。“立人三部曲”包括《盜火與革命》《安身與立命》《世道與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來近代人物寫作的完整呈現(xiàn)，《非常道》之后重磅作品。<br>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包括《盜火與革命》《安身與立命》《世道與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來近代人物寫作的完整呈現(xiàn)，組成了近現(xiàn)代中國的紀傳體敘述。書中傳主百名，涉及人物數(shù)百位，跨越歷史近兩百年，幾乎囊括了近代中國所有的重要人物。寫作對象從清末民初以來的歷史推手和弄潮兒，轉向邊緣的“怪力亂神”和被誤解、被忽視的人們，作者堅信在這個時代，前人的人生能夠為我們提供人格的坐標和導航。<br>
《盜火與革命》的主角專注于治世，他們是時代的弄潮兒，也是近代中國大變革的最直接承受者。黃興、宋教仁固然是革命者，但是譚嗣同、張靜江、宋耀如、閻錫山等人又何嘗不是。進而言之，要理解辛亥前后的復雜場景，需要梳理不同陣營、不同階級、不同命運的關鍵人物，重新審視他們的功過得失；而這些人物的人生經歷聚合到一起，就是一部細節(jié)豐富而立體的近代政治史。
作者簡介：
余世存，詩人、學者，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湖北隨州人，現(xiàn)居北京。做過中學教師、報社編輯、公務員、志愿者。曾任《戰(zhàn)略與管理》執(zhí)行主編，《科學時報》助理總編輯。主持過十年之久的“當代漢語貢獻獎”。當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稱為“當代中國最富有思想沖擊力、最具有歷史使命感和知識分子氣質的思想者之一”。<br>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國話語》《老子傳》《人間世：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家世》《大時間：重新發(fā)現(xiàn)易經》《東方圣典》（主編）等。
目錄：
自序應是鴻蒙借君手/001
左右時局
曾國藩：圣王們的游戲/013
張靜江：開創(chuàng)革命世紀/024
宋耀如：締造宋氏王朝/031
黃興：獨立蒼茫的國父/041
宋教仁：漁父不是宋江/056
黎元洪：自有純德/069
唐紹儀：總理縣長/089
閻錫山：閻公雅望/103
顧維鈞：弱國之幸/115
林森：被忽略的“神位”/127
亂世留名自序應是鴻蒙借君手/001
左右時局
曾國藩：圣王們的游戲 /013
張靜江：開創(chuàng)革命世紀 /024
宋耀如：締造宋氏王朝 /031
黃興：獨立蒼茫的國父 /041
宋教仁：漁父不是宋江 /056
黎元洪：自有純德 /069
唐紹儀：總理縣長 /089
閻錫山：閻公雅望 /103
顧維鈞：弱國之幸 /115
林森：被忽略的“神位” /127
亂世留名
王五：毀家紓難屠狗輩 /139
林覺民：俠骨柔情革命者 /146
蔡鍔：護國將軍 /154
湯化龍：實力臥榻 /165
吳佩孚：秀才猛人 /178
張作霖：登堂入室 /194
杜月笙：幫派優(yōu)則仕 /208
何鳳山：一生只做一件事 /219
吳稚暉：瘋怪成牛 /226
王云五：做官不如做書 /231
天意難違
譚嗣同：值不值得 /237
光緒：苦命的英雄皇帝 /251
毓鋆：救國不成轉救心 /257
陶成章：革命成功以后…… /270
蔣百里：形勢比人大 /280
王亞樵：革命者的突圍 /287
張學良：濁世公子成人難 /298
戴笠：沒有人格的人 /311
楊度：有名無實 /318
汪精衛(wèi)：尤物何其烈 /322前言自序應是鴻蒙借君手
收錄在這部書里的文字時間跨度長達二十年，集中寫作的時間也長達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齊不統(tǒng)一是明顯的。青春期的夸飾，謀稻粱時的鋪陳，人生階段的心態(tài)轉移，都影響了我的文字。好在這是記人論人的文字，讀者既能看到我“飛揚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敘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務的”英雄主義一面，也能看到我“專斷獨裁”的一面。br
其實我提請讀者參與的是讀書中人物。自青年時代起，我就有“野心”為筆下的人物“蓋棺定論”，這也是2000年以來我有十年時間連續(xù)來頌揚“當代漢語貢獻獎得主”的一大因緣，我希望在散亂的史書、意識形態(tài)評判之外，為當代社會貢獻我個人“論世知人”的人生坐標。在寫作中，我盡可能把眼前所見的材料熔鑄到筆下，拋開我個人的主觀不說，即使這些材料，仍足以“開卷有益”。br
雖然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國男》和《大民小國》之名結集，但重新整理才發(fā)現(xiàn)，我寫近現(xiàn)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傳主出生時間等原因，本書刪掉了不少當代人，自序應是鴻蒙借君手
收錄在這部書里的文字時間跨度長達二十年，集中寫作的時間也長達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齊不統(tǒng)一是明顯的。青春期的夸飾，謀稻粱時的鋪陳，人生階段的心態(tài)轉移，都影響了我的文字。好在這是記人論人的文字，讀者既能看到我“飛揚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敘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務的”英雄主義一面，也能看到我“專斷獨裁”的一面。<br>
其實我提請讀者參與的是讀書中人物。自青年時代起，我就有“野心”為筆下的人物“蓋棺定論”，這也是2000年以來我有十年時間連續(xù)來頌揚“當代漢語貢獻獎得主”的一大因緣，我希望在散亂的史書、意識形態(tài)評判之外，為當代社會貢獻我個人“論世知人”的人生坐標。在寫作中，我盡可能把眼前所見的材料熔鑄到筆下，拋開我個人的主觀不說，即使這些材料，仍足以“開卷有益”。<br>
雖然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國男》和《大民小國》之名結集，但重新整理才發(fā)現(xiàn)，我寫近現(xiàn)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傳主出生時間等原因，本書刪掉了不少當代人，收錄了整整百人），其中有不少文字為我珍愛，尚未跟讀者見面。這次能以合集的形式出現(xiàn)，實在是一大因緣。自十年前《非常道》等書不約而同掀起了“民國熱”，直到今天，關于現(xiàn)代史的當代著述還少有可觀可流布之作。作為一個誤撞入歷史寫作領域的人，我對讀者的歉疚難以言說。<br>
不少人問我，這一百多篇紀傳、評傳寫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來，或者說最近十年，我完成了從青年到中年的轉換，從激昂走向從容，有人說是從魯迅走向了胡適，從憤青走向了文化主義，從西化走向了綜合……我相信這些轉變是真實的，但沒有變的仍是理想、歷史的善和正義。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請世道人心的創(chuàng)造和安頓，一直在捍衛(wèi)人類的正義和認同；當然，更為關鍵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來，我都不像個“說書人”，我都不是沒話找話的人，不是以寫作刷存在感的人。<br>
在選擇人物時，我一度不免受制于時代和知識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寫作期間，我為之作傳的多是現(xiàn)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歷史推手和弄潮兒，多為“早期偉大的中國國民黨人和早期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人”（陳丹青語）。寫這些人，如林覺民、瞿秋白等，既“政治正確”又“知識正確”，極為順手。他們的人生至今讓當代人奉為楷模，他們的言行早已成為后人“聞而起興”的典范。當然，我也發(fā)現(xiàn)了主流或臺海兩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訓。我理解自己，不僅是以司馬遷的紀傳體在寫筆下的人物，也是像王維、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為六祖慧能寫碑銘一樣，為其證明正名。<br>
這些年來，“民國熱”成了文化出版界的一大板塊，打開媒體，經�？吹绞炫c不熟的作者談論民國人物。讀多了，我有一種厭倦，甚至羞于看到自己的名字成為媒體上的“點綴”。雖然，談論民國人物，既是新聞出版媒體自身的需要，也有寫作者的名利滿足。寫作者本來也有“吃人”一說，我自己也不僅“吃”過老子，更幾乎“吃”盡了民國人物。只是在網絡時代，50后、60后與90后的作者具有一樣的知識資源，如何不只是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維基百科的拼湊者，如何不做一種觀念、時尚話語的表達者，或政治知識正確的詮釋者，是我需要“突圍”的。<br>
因此，在歷史札記、隨筆之外，我的“歷史散文”之路也有縱深演進。我反思過歷史寫作，何以大家談歷史人物時多有“先入之見”？有時看一個標題就明白作者想借古人說什么話，甚至明白作者是五毛、國粉、儒粉還是“杮油黨”，是80年代的出土翻案史觀、90年代的細節(jié)史觀、知乎粉還是果殼粉。那么，研讀歷史人物，我們如何保證自己的客觀公正，如何才能還原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存狀態(tài)和內心情態(tài)？“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這一“禮義”在當下不過是某種“時勢權力”。這也是我努力向太史公看齊的一個原因，我希望紀傳一個人物，不是讓讀者受到哲理啟示或教育什么的，而是引導其人生或生命參與進來，其中有真、有善，有人生或歷史百年的罪苦和美感。<br>
我的“突圍”是多方面的。我們當代中國人受教育以來，即對階級分析爛熟于心，但在今天卻很少有人以之觀察筆下的人物。研讀《易經》時，我明白中國文化也極重“時、位”。對一個人的人生階段和社會地位不曾有深入了解，我們又怎么談得上懂人知人？因此，我后來為媒體寫了一組文字，只從謀生理財?shù)慕嵌葘懸粋�人，這樣寫時，不免理解歷史人物的言行何以會有那么大的反差。以魯迅、胡適為例，魯迅只是溫飽有余，中產不足；而胡適則是今天“成功人士”般的文化人都未必比得上的中產，盡管他們都有國士之心力和才能，但身份、地位的選擇和差異也對二人的言路思路有影響。我也寫過一組商人，職業(yè)商人為傳統(tǒng)四民社會階層的末流，但近代以來地位漸起，他們在近代中國起過非常大的作用，我寫他們，仍希望落實到個體本位上來，在傳統(tǒng)縉紳階層向土豪或工商文明的棟梁轉型的時代，還原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br>
隨著對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我對歷史人物的關注也自覺轉向邊緣者。如果說年輕時只以為理想的變法者、改革者、革命者，“五四”青年，現(xiàn)代化的倡導和推動者才活得有意義，才是真理的化身，才是安身立命的正當有效者；后來的我明白，一個社會的個體成員在立身處世方面有多種選項，他們從每一方向出發(fā)都能抵達圓滿究竟。正如本書幾乎只以材料紀傳的“儒家慧能”、如慧能一樣“目不識丁”的王鳳儀老人所說，“真理唯一，但其道路非一”。<br>
我后來也在主流社會關注的人群之外，選擇了不少堪稱“怪力亂神”的人物，如算命的袁樹珊、道教的復興者陳攖寧、反中醫(yī)的余云岫等人。盡管“中國邏輯”“反智”一類的說辭仍懸在國人頭頂，提醒我們在現(xiàn)代世界生存應立足于可溝通的理性；但怪力亂神是東西方社會都有的現(xiàn)象，是人們仍“日用而不知”的領域。有學者認為，在移動互聯(lián)帶來的多維時空或高維時空里生存，怪力亂神的現(xiàn)象都能為人理解，為人把握。在武訓、孫祿堂這樣的草根面前，知識精英或許失語無語，但他們仍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基礎。曾有哲人專論本國文化的“圣愚”現(xiàn)象，那么我們中國文化的這一類草根圣賢算是什么現(xiàn)象呢？<br>
因此，我關注的歷史人物從以治世為主，到逐漸側重治身、治心，我盡可能打撈在中國立身的多樣可能。其實，與其說陳攖寧、余云岫治身，梁漱溟、熊十力治心，不如說他們一樣在治世。傳統(tǒng)的說法，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釋道在近代合流，早已使我們中國人從中都獲得安身立命的思想資源，落實在自己的人生中不過有所側重而已。在這個意義上，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主流精英算是治世者，邊緣人物算是側重治身治心者。我們今天都知道，這些主流邊緣只是一時一地而已，他們都有為我們奉為經典的時候，也有為我們看輕看淡的時候。<br>
人生社會的結構是否只有身、心、世三重？人們能否“跳出三界”？中國文化以為，數(shù)成于三。其實在系統(tǒng)結構的三分之外，還有內外、主流邊緣的二元分工，時空的四象五行結構。任何一種系統(tǒng)結構只是方便說法，我們今天也都知道，任何分工分類本質上是一體不二的。就如今天大量的“治身”者，他們把日子落實在飲食、養(yǎng)生健身上了，他們未必抵達了陳攖寧、孫祿堂們的治身極致，但他們至少明白了治身如不跟治世結合，治身就不過是霧霾中的呼吸，穹頂下的食色。<br>
只見其同，不見其異，是一種偏見；只見其異，不見其同，何嘗不是一種偏見？在全球化走向“深水區(qū)”的今天，有關人類大同的輕狂興奮似已過去，恐怖主義、權力和技術的管制異化使人對人類及其文化的沖突不免深信少疑。但一如把恐怖主義歸咎于某種宗教一樣錯誤，把自家文化或自家信仰當作唯一的“得道者”“救贖者”也是同樣罪錯的。<br>
錢穆對魯迅的評論值得三思：“魯迅說盡了舊社會的中國，然而他何以如此憂心忡忡？他的目的不是中國的毀滅，而是為求中國的再起。魯迅全面否定儒教，他不知道他所有的關懷，是一個新儒家的再現(xiàn)，他只是沒有意識到他是一個新儒家。”在錢穆那里，當年西化的魯迅、胡適是新儒家，我們由此可以理解，傳統(tǒng)的儒道互補、內佛外儒，跟人類文化的大小傳統(tǒng)統(tǒng)一在個體成員那里是一個道理。百年來中國大陸聲勢澎湃的西化運動，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家”。我們由此可以理解，無論中國文化如何趨新趨時，傳統(tǒng)中的儒釋道仍能夠借身還魂，仍有強大的力量顯明其本質。對我們中國大陸來說，儒、釋、道、耶、回等等都會成為有效的思想資源，他們如何融合另當別論，但如果融合的外耶內佛表現(xiàn)在一個中國人身上，那絕非“混搭”，而是有意義的立心立命。<br>
生活在當代社會，我跟大家一樣，感受到大陸轉型的苦難和文明世界現(xiàn)代性的危機。我多次引用莊子名言，“方今之世，僅免刑焉？”但今人難以免除視聽恐怖之刑，難以免除空氣水源污染之刑，難以免除技術綁架人讓人低頭示眾之刑……個人的權利何以表達？生命的意義如何展現(xiàn)？我經常想起“民胞物與”，想起與時浮沉者，我們如何才能明心見性？
多年前，我曾十來次陪人看過一部德國電影《竊聽風暴》，影片中的埃爾伯特曾有對白：“我想這些人都不渴望自由！……人們漸漸習慣我們周圍發(fā)生的一切，接受以前所不能容忍的，可能再也不期待改變了！”他說，“這個體制讓人發(fā)瘋。但是正是這樣的體制讓人更有創(chuàng)作的欲望，寫出人們真實的生活狀態(tài)，這才是對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吧。……有那么多限制，什么都不能盡情表現(xiàn)�；钪鏇]意思。”他后來不堪忍受沒有自由的生活，選擇了自殺。我曾多次想起他的話，以此自勉。后來看一部美國片，看到小鎮(zhèn)上的法官對實行“潛規(guī)則”的律師說：“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羞恥的事。”極為震動。我想到正常社會的人們都不失自性，都有自信判斷人間罪錯，他們把羞恥當作羞恥，把罪惡當作罪惡。漢語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于這種自立立人的開智啟蒙。<br>
我中國文化也有明辨是非、自誠而明的偉大個體和偉大時刻，只是在一百多年的現(xiàn)代轉型里，很多人失掉了自性，一些人甚至以一生的時間學舌外界的是非，效顰時勢權力的步伐，山寨流行的生活方式，很少能夠做自己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借用黃仲則的名句，乾坤無事入懷抱，應是鴻蒙借君手。這部書里的大部分傳主不僅是鴻蒙歷史借以書寫之手，他們確實書寫出了不起的歷史文本，他們更是當?shù)闷?ldquo;自己的主人”。在“五四”運動和社會革命的誘惑下，年輕的王明道選擇了另外的道路；在革命變異的時代，項南仍持守了革命的人道主義；在眾人渾渾噩噩的日子里，顧準探索著跟人類世界的有機聯(lián)系；后來的新人類們爭論譚嗣同活得值不值得時，似乎忘了譚當時大聲宣告自己的遺憾和圓滿：“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從本書中百人立身多有所成可知，做自己的主人不僅可望可即，也有很多道路。<br>
因此，我誠惶誠恐又當仁不讓地向讀者奉獻這部紀傳體作品，我相信在這個“節(jié)操碎了”的時代，前人的人生能夠立起我們。盡管有人把今天的社會分成“成功人士”和“有待成功的人士”兩大群體，無論成功與否，無論壓力山大者還是得意者，多不免看輕前朝前人，以為我近現(xiàn)代史多為不幸，未曾完成。其實本書中的傳主們經受的，未必比今人輕淺、狹隘、簡單。與其虛擬自己的眼前生活，與其在想象里陶醉，不如也看看歷史文本。其實我中國史展示的，遠比我們作家虛構的更富有想象力，更富于人性和神性。“民國熱”證實了近現(xiàn)代史是我們可取之不盡的歷史遺產。本書中傳主百名，涉及人物數(shù)百人，跨越歷史近兩百年，其內容豐富未必輸于一部或數(shù)部長篇小說，或許再過若干代，中國社會集體與天才的個人結合，再度創(chuàng)作出類似《三國》《水滸》一類的近現(xiàn)代杰作。<br>
我請前人登上供讀者閱讀觀看的舞臺，讓他們展示一生的片斷瞬間，希望人們看到前人的高度，看到他們對自己、對人生社會的態(tài)度，其中很多人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他們對人生社會的責任感。在中外文明史上，負責本身即是義。的確，書中的傳主多當起“義人”之評，但這種“義”不是像人們印象中的近代史一樣沉重難當，而是極為日常的，是個人身心志的平衡和統(tǒng)一。<br>
一卷終了，大家眼里的傳主大多已然退場。那些在歷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前賢退場，對他們、對我們意味著什么呢？我近年多次想到退場和進場，并鄭重把退場立為新正義論的一大原則。千年前的《沉思錄》的最后感慨就是新正義原則的遙遠回響：“人啊，你一直是這個偉大國家（世界）里的一個公民，五年（或三年）會對你有什么不同呢？因為與法相合的事情對一切都是公正的。如果沒有暴君也沒有不公正的法官把你從國家中打發(fā)走，把你打發(fā)走的只是送你進來的自然，那么這又有什么困苦可言呢？這正像一個執(zhí)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員，現(xiàn)在把他辭退讓他離開舞臺一樣——‘可是我還沒有演完五幕，而只演了三幕’——你說得對，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全劇，因為怎樣才是一出完整的戲劇，這決定于那個先前曾是構成這個戲的原因，現(xiàn)在又是解散這出戲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卻兩方面的原因都不是。那么滿意地退場吧，因為那解除你職責的人也是滿意的。”<br>
譯者何懷宏也曾為此感慨：“當我們談到《沉思錄》的最后一段，即說從人生的舞臺退場的一段，我們即感到憂郁，因為這就是人的命運，人難逃此劫。即使你覺得你的戲還沒有演完，新的演員已經代替你成為主角了，這里的憂郁就像卓別林所演的《舞臺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員的心情：苦澀而又無不欣慰，黯然而又稍覺輕松。另一方面，我們又感到高貴，因為我們可以體面、莊嚴地退場，因為我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給新來者騰出來地方。”<br>
對我們來說，在這騰出來的歷史舞臺上，我們是否演繹好了自己的人生角色？我們是否立得��？是否實現(xiàn)了自己的人生正義和社會正義？是否享有了生命的幸福和意義？<br>
最后，要感謝我的太太余玲，是她想到我這從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寫作是一個整體。感謝何寅、董曦陽等人，使此書得以成型。還要感謝我多年的朋友張守禮、王俊秀，他們在我的生活中，賦予了“立人”鮮活生動的意義。
2015年11月15日寫于北京曾國藩：圣王們的游戲
對我們中國人來說，處于一個過渡轉型的時代是幸運的。盡管集體的心態(tài)表示說，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但確實，在混亂的自由中，人性的諸多可能性得以實現(xiàn)。平時卑微、平庸的、犬馬一樣的生活在此自由和風險中，激發(fā)出人性的光芒，命運也回報人生壯麗優(yōu)美的風景。一句話，平時不起眼的奴隸奴才一旦有了施展的平臺，都表現(xiàn)出了不起的才能和德性。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回避亂世，而是個人尤其烏合之眾的集體都應該學會如何適應亂世；現(xiàn)代社會被稱為選舉社會，選舉其實是亂世的一種方式，資源的打亂重組、制度的保證和檢驗、風俗的轉移、人的充分社會化，都在亂世里得以完成，并進入下一個其實也是短暫的選舉前的平靜期，這種良性循環(huán)的亂世亂局，西人將其定義為創(chuàng)造性斷裂或持續(xù)不斷地躍遷。<br>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中國迄今為止的亂世幾乎都可說是惡性循環(huán)。在那些亂世中，唯一可以稱道的是出了一些歷史人物，他們的作用無非是補天、糊弄（李鴻章語）、維持、拷貝復制，很少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提供思想資源，很少開拓出另一種天地。在這些亂世中，最可惜或最可笑的就是曾國藩的成就了。<br>
曾國藩（1811—1872）是我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頭上的光環(huán)無數(shù)。他是我國近現(xiàn)代化建設的開拓者，在他的指導下，建造了我國第一艘輪船，第一所兵工學堂，他還組織人翻譯印刷西方書籍，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學生。曾國藩也是思想政治工作或意識形態(tài)灌輸?shù)南刃姓撸苑Q“鄙人乃訓練之才，非戰(zhàn)陣之才”，他教導士兵“說法點頑石之頭，苦口滴杜鵑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練兵，使湘軍成為一支有主義思想的隊伍，他的《愛民歌》啟發(fā)了毛澤東寫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蔣介石也將他的《愛民歌》印發(fā)給黃埔學生。曾國藩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國國情，寫了一篇《討粵匪檄》，他在“討賊檄文”中罵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話是：“舉中國數(shù)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這在當時贏得了士紳階層的支持，使得跟太平軍的無義之戰(zhàn)多少有了合法外衣，也因此注定了太平天國的失敗結局。<br>
我們中國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說，有內圣外王的儒家標桿，真正能夠實現(xiàn)者卻寥若星辰，曾國藩算是其中之一。“從政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巖”。自近代以來曾國藩就被政界人物奉為“官場楷模”。他升官最快，三十七歲即官至二品；做官有道，政聲卓著，治民有言；保官最穩(wěn)，歷盡宦海風波而安然無恙，榮寵不衰。他以漢人身份平定太平天國，“打下金陵者可封郡王”，雖然滿清朝廷失言，但他的事功當是時已經王霸天下，動靜間可以興邦喪邦。他“匡救時弊”、整肅政風、學習西方文化，使得晚清出現(xiàn)了“同治中興”；曾一生致力結交、網羅、培育、推薦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歷史上規(guī)模和作用最大的人才庫，幾乎聚集了當時社會的人才精華。他一生推薦過的下屬有千人之多，官至總督巡撫者就有四十多人。他們既有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彭玉麟、李瀚章這樣的政要高官，也有像俞樾、李善蘭、華蘅芳、徐壽等一流的學者和科學家。曾國藩克己唯嚴，標榜道德，身體力行，獲得了人們的擁戴；不僅如此，曾是齊家的成功典范，他的孝悌有目共睹，他的《家書》是傳統(tǒng)家教的樣板，官宦之家，大多盛不過三代，而曾氏家族卻代代有英才，出現(xiàn)了像曾紀澤、曾廣均、曾約農、曾寶蓀、曾憲植、曾昭掄等延綿至今的社會精英。<br>
曾國藩在時人當中資質并不高，“屬中等”，頗為鈍拙。但他志向遠大、性格倔強、意志超強，正所謂勤能補拙。從少年時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天天寫日記反省自己，一生中幾乎沒有一天不監(jiān)視自己，教訓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謙恕自抑，豁達大度，一生朋友很多，甚至受到對手們的尊重；他守著“拙誠”、埋頭苦干，不論遭受多大打擊，都不灰心喪氣，而能再接再厲，所謂屢敗屢戰(zhàn)。曾國藩的學問文章以經世致用為主，故“其著作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蔣介石），是一個“辦事（干出事業(yè)）兼?zhèn)鹘蹋粝滤枷雽W說）之人”（毛澤東）�！肚迨犯�——曾國藩傳》也說：“國藩事功大于學問，善以禮運。”有人說他是繼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個“儒學大師”；他革新了桐城派的文章學理論，主持了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的文壇，可謂“道德文章冠冕一代”。<br>
因此，可以說，曾國藩實現(xiàn)了儒生們夢想不得的大業(yè)，他被人稱為“完人”，算是我國儒家文化中最后結出的一枚碩果，曾也得到了一切外王們如蔣介石、毛澤東等人的敬服，一切親近傳統(tǒng)的文士們的注目。儒家文化的用世之心歷經千年，一直得不到實現(xiàn)，快到終結時，才有了曾國藩這樣一個榜樣，可見儒家文化對人性人欲的要求是何等空疏，何等大言無效。<br>
也因此，無論我們后來的內圣、現(xiàn)代儒者或新型知識分子，如章太炎、魯迅、胡適、熊十力、梁漱溟，以及當代的儒者茅于軾、當代的知識分子李慎之、當代的儒家信徒蔣慶，他們都很少關注曾國藩。曾就像是在我國歷史上畫上了休止符，或如人言，是儒脈斜陽，自他消逝于歷史的天空后，人們承接的就是現(xiàn)代的光芒。<br>
這也正是曾國藩做圣做王跟現(xiàn)代捍格之處。從現(xiàn)代角度看，曾的圣王威儀無論如何巍巍，他的面孔是太模糊了。人們可以欣賞左宗棠的張狂，可以感慨李鴻章的商痞，可以厭惡曾國荃的殺伐殘暴，但曾國藩的完美太遙遠了。哪怕素描曾國藩的人生行狀，人們仍不理解他的內心，他是一種文化的綜合，是超凡入圣、太上忘情的產物。<br>
不能說他沒有情感，只是他的情感深藏不露。他一旦學了理學家或道學家記日記，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掩飾個性、滅掉人欲，成為“無我”。他在弱冠之年，給自己改號“滌生”，以求改過自新。10年后，他反躬自省，以為過失滌除未盡，且越來越多。是故舉意勇猛改過。貪睡戀床，不能黎明即起，他罵自己“一無所為，可恥”；喜吟詩作賦，尋章摘句，未將精力用于經史等有用之學，他以為病癥在好名，“可恥”；給地方官吏寫信，親切一些，則是“意欲餌他饋問”“鄙極丑極”，應重寫一函，“作疏闊語”；喜清談，爭口頭便宜，那是妄語，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說性事，“聞色而心艷羨”，是“真禽獸”。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坐，不免激動，說了幾句笑話，回家自責：“放蕩至此，與禽獸何異！”陪著夫人在家悶了，也立馬警覺：“余今悶損至此，蓋周身皆私意私欲纏繞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爐也，痛與血戰(zhàn)一番。而半月以來，暴棄一至此，何以為人！”于此“日三省吾身”，10年終于有成，據說他在四十歲前后滅掉了人欲。但關于他的人生之謎中有一則是，在他五十一歲，咸豐帝大喪期間，密娶小妾，“違制失德”，故有人斥其為“偽君子”。至于他仍改不了講笑話（今天叫講段子）、愛論人是非的毛病，大概是滅人欲后的圣人仍需要轉移升華的緣故。這樣的圣人只能以變態(tài)來解釋了。<br>
但這個資質中等的人用傳統(tǒng)修身齊家辦法獲得了治國平天下的平臺，在這平臺上他也確實獲得了圣王的眼光，非凡的戰(zhàn)略感、大局觀和見識，正是這種眼光使他平定了太平天國，為滿清補天成功。這種眼光還使他看到了社會上層的真相，他更知道上層能生人死人的權貴們有什么樣的德性和才能。他從理學起步，但他卻知道理學家們不成器，“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仁），然才薄識短。”隨著時代的變化，他也知道傳統(tǒng)是不行了：“艮相（即倭仁）老成宿望，近年勢頗孤立。”他跟兩宮太后有幾次談話，印象中非常一般，認為慈安和慈禧的才地都很平常，跟他這樣的國之棟梁難得見一面，卻無話可說，只是應酬。掌握時局的軍機大臣有親王奕訢、文祥、寶均，但奕太聰明，想法多變，是小聰明。文為人正派，卻氣量狹隘，不會用人。寶更提不起來。因此，可以說，當時國中，曾一人而已。如李鴻章評價的：“朝廷乏人，取之公旁……知人之鑒，并世無倫。”<br>
也因此，當時人都看出了他問鼎的能力，漢族士紳們尤其寄予了某些猜想，帝王學的大家王闿運甚至奔走期間。據說，左宗棠曾題神鼎山一聯(lián)：“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左將此聯(lián)派專人送胡林翼轉曾氏，請共同刪改，試探胡曾二人意向。胡拆看后，一字不動，加封轉曾，曾將“似”改為“未”，原封退胡，胡拆閱，在箋尾加了兩句：“一似一未，我何詞費。”曾以一字之改表明未有問鼎之意，這個儒生不愿捅破天空，一味自保。有論者說，曾在打敗洪秀全后如一鼓作氣再奪天下，其一生恐怕也將困于戰(zhàn)事不可能再于洋務上有所成就；但是，曾的事功，包括推介西學洋務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戰(zhàn)時，戰(zhàn)后他反而處處受制，什么事也沒有干成。而當時最了解西方的悲劇人物容閎曾在回憶錄里對他寄予了大希望：“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識量能力，足以謀中國進化者也。”因此，我們大概可以說，謀中國進化，對曾來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他謙抑太過，過猶不及，他成全的只是他自己。<br>
政治方面的作為已經不可假設。更重要的是，他這種謙退自律，使得他只是做了儒家的好學生，而沒能突破傳統(tǒng)文化的藩蘺。也許是他的知識太舊了，即使他看了徐繼畬、林則徐們拿來主義的工作，但他依然不愿思考一個中國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作為。他不是一個有思辨能力和原創(chuàng)能力的人，他的思考停止在跟列強平等交往以及以誠待人的基點上，再也沒有前進半步。他的起點和終點都在于是否“弘道”，或遵禮。章太炎謂曾國藩之起兵“平洪楊”并非“贊清”，而是為了扶持“名教”。在曾國藩看來，一切治國活動，上至天文、地理、軍政、官制，下至河工、鹽漕、賦稅、國用以及“平洪楊”這類軍事活動和“曲全鄰好”的華洋交涉活動，均屬“禮”，即道德實踐活動的范圍。<br>
比較日本同時代的社會精英，如福澤諭吉們，致力于掉轉船頭，啟蒙同胞，“脫亞入歐”，曾國藩們本是我國數(shù)千年未有之奇變中做啟蒙的最佳人選。但曾卻寧愿沉默以保守某種清白，在鐵屋里享用圣王之威福，也不愿告訴國人真相，甚至不曾如老、孔、莊、韓那樣思救周文之弊。而這種啟蒙工作最終要人來做，曾不做，他的幕僚和朋友如郭嵩燾、馮桂芬、容閎們做得不如意，直到又一個世紀開始，到孫中山政治革命之后，陳獨秀、胡適、魯迅們才差強人意地從文化啟蒙的角度完成了對現(xiàn)代轉型的某種注解。這是歷史的悲劇，當然也是一種衰敗文化的宿命。<br>
曾的面孔因此永遠是模糊的，連他的朋友、親人都難以猜透。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極致處的表現(xiàn)，所謂高深莫測謂之神圣，他們永遠不以最真實最本來的一面示人，永遠需要人來猜測他們的情感、意志和認知。據說曾的子弟兵們有擁戴之意，他卻寫下一句“倚天照�；o數(shù)，高山流水心自知”來回應大家。<br>
這個圣王因此缺乏近代以來中國人最可寶貴的個體人格，缺乏“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他對平民大眾的心思欲望視而不見，也缺乏同情之理解。他的殘忍在中國的儒生中也是空前的。好些跟太平天國敵對的士紳也對曾國藩訓練的軍隊之殘暴留下了印象，如李圭說：“至官軍一面，則潰敗后之虜掠，或戰(zhàn)勝后之焚殺，尤屬耳不忍聞，目不忍睹，其慘毒實較賊又有過之無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寧波被占領后，外國人感嘆：“寧波變成了一座死城，除了許多河道里充斥尸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她曾擁有五十萬居民。”李鴻章等人攻占蘇州，采用了騙降后殺降的手段，其欺瞞和屠殺之舉，使英國人戈登“深感恥辱和極度傷心”，發(fā)誓要消滅李。后來李鴻章對他進行安撫，他仍然持保留意見，拒絕接收朝廷賞給他的一萬兩銀子，他在朝廷的褒獎令背面寫了一段話：“由于攻占蘇州后所發(fā)生的情況，我不能接受任何標志皇帝陛下賞賜的東西。”<br>
天京淪陷時，城里的太平軍只有一萬多人，其中還有幼天王等一部分人突圍出城。“兩廣老賊，紛紛搥城而出”。但是曾國藩上報說：曾國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內，“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余萬人。秦淮長河，尸首如麻。”就是說，三天屠殺了十余萬南京居民。清人記載：“金陵之役，伏尸百萬，秦淮盡赤；號哭之聲，震動四野。”所謂伏尸百萬，除了戰(zhàn)死者，就是曾國藩在城內外屠殺的平民。“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shù)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士日記》中記載破城后七天時他所目睹的情形：“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余刀，數(shù)十刀，哀號之聲，達于四遠，其亂如此，可為發(fā)指。”天京城攻陷后，城內大火燃燒一周左右，大部分民房被毀。如此慘狀，以至于滿清朝廷認真討論，是否要把兩江總督、江蘇布政司的駐地移到揚州。曾的幕僚還說：“自湘軍平賊以來，南民如水日深，如火益熱”。直到湘軍攻破南京三十年后，城內仍然蕭條，譚嗣同“頃來金陵，見滿地荒寒氣象”。<br>
這就是曾國藩不得不為的霹靂手段，他揚言“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就是說，既然溥天之下莫非暴民，那么他施于其上也就是率土之濱莫非暴行。他也因此得到了“曾剃頭”的稱號，一個圣人完人得到民間如此“賜福”，不知道他的圣德如何附麗，大概只及于以他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小圈子內。這也是聲稱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不肖儒生們的真實面目，他們安身立命完全跟民眾無關，跟個體無關；即使有關，也只是吸民脂民膏以成全自家的神圣，故此我們的社會高深莫測謂之神圣，神圣也是以民眾血肉筑養(yǎng)而成的。他的弟子兼接班人李鴻章后來訪德，與俾斯麥閑談時，曾夸講自己打太平軍的“功勞”。俾斯麥說：“歐洲人以殺異種為榮，若專殺同種，反屬可恥。”<br>
《儒脈斜陽――曾國藩在官場和戰(zhàn)場》一書重在講曾的事功。作者以文人水墨畫的筆致勾勒出曾國藩的人生軌跡，既為傳主寫生，曾的主動性或不得不如此的言行都有了開闊的空間。正是借助于這些邊界可以看到，曾的成就確實大哉偉哉，可也確實跟他的個人情感愛憎無關。他跟清廷打啞謎也好，捉迷藏也好，跟左宗棠李鴻章跳雜耍也好，都已經跟原儒情懷大相徑庭了。曾國藩的儒家真誠有了一個游字做底色，游儒的真誠跟世道人心無關，只是跟他想象的世道人心有關。作者的史家功力如此深厚，以至于我們借助作者的筆力貼近了曾國藩的內心。他是認真的，又是虛無的；他是嚴格的，又是賞玩的；是的，正是作者從奏折、日記、對話中翻撿出一個游儒之圣，我們本可以分享他的難處，卻最終發(fā)現(xiàn)他跟我們無關。這真是落日滿山，是溫情，更是陰冷。是圣之老者，是素王，更是雷霆雨露的翻覆游戲。<br>
流沙河說過曾國藩“可怕”，的確，在曾的圣人溫情后面，是刀鋒的慘烈嚴苛。流沙河曾感慨：“這家伙，體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學辦實事，玩《莊子》以寄閑情，由封建文化培養(yǎng)見識，從傳統(tǒng)道德汲取力量，也許厲害就厲害在這里吧！”<br>
這大概也是一個現(xiàn)代國民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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