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基根是倫敦《每日電訊報》防務主編，多年來在英國�；羲固鼗始臆娛聦W院講授軍事史課程，并任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院研究員和瓦薩爾學院客座教授，是當代最優(yōu)秀的軍事史家之一。他的《二戰(zhàn)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版），以二戰(zhàn)戰(zhàn)事本身為關注點，對每次重大戰(zhàn)役都做出了相當詳細的敘述和點評，是二戰(zhàn)戰(zhàn)史的權威著作。這本書附了一份他為讀者推薦的50本關于二戰(zhàn)的著作。
《二戰(zhàn)史》（英）約翰·基根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1月
給普通讀者推薦50本二戰(zhàn)的書
文 | 約翰·基根
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參考文獻可謂汗牛充棟。這些參考文獻大多不全面，這并不奇怪，因為到1980年單單蘇聯(lián)就出版了1.5萬種書籍。盡管如此，從大部分好的二戰(zhàn)通史書中可以找到重要的參考書目，諸如卡沃科雷西（P. Calvocoressi）、文特（G. Wint）和普里查德（J. Pritchard）編撰的《全面戰(zhàn)爭》（Total War）的修訂版（倫敦，1989年）。
我想與其提供這樣的參考書目，不如展示五十本英文書籍，這些書籍合起來可以勾畫出一幅由這場戰(zhàn)爭中最重要的事件和主題組成的綜合畫面，使這場大戰(zhàn)變得易讀，根據這些書籍，最普通的讀者都可以獲得他自己對戰(zhàn)爭的想象，以此作為深入閱讀的向導。
這一書單不可避免地體現(xiàn)出我本人的興趣和偏見，當然并不全面；例如，它不包含關于1939年波蘭戰(zhàn)役、斯堪的納維亞戰(zhàn)役或意大利戰(zhàn)役的書籍；它沒什么關于西方水域內發(fā)生的海戰(zhàn)和空戰(zhàn)的內容；它偏向于歐洲而非太平洋的激戰(zhàn)。然而，這些側重主要是由于著作的空白。依然沒有任何書籍滿足我本人為波蘭戰(zhàn)役或意大利戰(zhàn)役所設定的標準。
如果這種判斷似乎輕視了美國、英國和英聯(lián)邦史官們的卓越著作，那么請注意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我只能涵蓋本書出現(xiàn)的若干書籍，卻不得不省略另一些。我沒能囊括用英語以外的語言撰寫的書籍，盡管我特別期待包括國防軍最高統(tǒng)帥部的戰(zhàn)爭日志，即希特勒作戰(zhàn)參謀的日常記錄。其全稱是：施拉姆（P. Schramm）主編的《國防軍最高統(tǒng)帥部戰(zhàn)場日記》（Kriegstagebuch des OKW der Wehrmacht），第1冊至第8冊，1963年在慕尼黑出版。這五十本書籍的出版地大多是倫敦，除非另外說明，版本都是最近的，包括那些英譯本。
有關戰(zhàn)役的必要指南是文森特·艾斯波西多（Vincent J. Esposito）上校的《西點軍校版美國戰(zhàn)爭地圖集》（The West Point Atlas of American Wars），兩卷，1959年在紐約出版；其中包括主要戰(zhàn)場的細致入微的地圖，無論美軍是否參戰(zhàn)，對開頁輔以清晰的敘述。
The West Point Atlas of American Wars
希特勒的人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而言至關重要，有關希特勒的傳記，寫得最好的還是阿倫·布洛克（Alan Bullock）的《希特勒，一個暴政的研究》（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出版于1965年。此外，戴維·歐文（David Irving）的《希特勒的戰(zhàn)爭》（Hitler’s War）描述了希特勒如何指揮德國作戰(zhàn)，該書出版于1977年，被評為“希特勒沒有寫出來的自傳”，理所當然是有關1939年至1945年歷史最重要的六本書之一。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羅伯特·奧內爾（Robert O’Neill）的《德國陸軍和納粹黨》（The German Army and the Nazi Party）出版于1966年，基本描繪了這兩個組織戰(zhàn)前的狀況及其關系。兩本有關戰(zhàn)爭年代希特勒和德國政府、陸軍關系的書籍耳熟能詳：一本是瓦利蒙特（W. Warlimont）的《德國國防軍大本營》（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1962年出版，由希特勒的一位作戰(zhàn)軍官所寫，另一本是施佩爾（A. Speer）的《第三帝國內幕》（Inside the Third Reich），1970年出版；斯佩爾從1942年開始擔任希特勒的軍備部部長，他是位才華橫溢的技術專家，然而卻讓自己淪為寵臣。特雷弗·羅珀（H. Trevor-Roper）撰寫了兩本重要著作，一本是《希特勒的戰(zhàn)爭指令》（Hitler’s War Directives），1964年出版，另一本是《希特勒末日記》（The Last Days of Hitler），1971年出版，成為他永恒的經典。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起源》盡管存在爭議，卻是該主題的最佳入門書。關于戰(zhàn)爭在西方的發(fā)端，優(yōu)秀的歷史著作是阿利斯泰爾·霍恩（Alistair Horne）的《將要戰(zhàn)敗》（To Lose a Battle），1969年出版；蓋伊·查普曼（Guy Chapman）的《法國為何陷落》（Why France Fell），1968年出版，詳細分析了這一持續(xù)多年的難題。
羅伯特·帕克斯頓（Robert Paxton）少為人知的《維希的游行和政治》（Parades and Politics at Vichy）談及若干推論，該書于1966年在普林斯頓出版，研究了“貝當元帥領導下的法國軍官集團”，還精彩剖析了抵抗與合作的兩難困境。有關希特勒在西方取得的勝利果實的最佳著作是泰爾夫·泰勒（Telford Taylor）的《破碎波》（The Breaking Wave），1967年出版，該書還論及希特勒在不列顛戰(zhàn)役中的失敗。
不論希特勒是否曾反復思考過進攻英國，到1940年秋，他的關注點正在轉向東方。馬丁·范·克里韋爾德（Martin van Creveld）在《希特勒的戰(zhàn)略，巴爾干線索》（Hitler’s Strategy, the Balkan Clue）一書中探究了希特勒思想演進的階段，在戰(zhàn)爭史中提供了一種最原始的戰(zhàn)略和外交政策分析，該書于1973年在劍橋出版。
有關巴爾干戰(zhàn)役關鍵問題的杰出專著是《克里特之爭》（The Struggle for Crete），由斯圖爾特（I. M. D. Stewart）所寫，1955年出版，斯圖爾特是遭德國空降部隊襲擊的英國軍營里的一位軍醫(yī)。對德國人而言，西部沙漠之戰(zhàn)是他們向地中海進軍的附屬品，有很多著作是關于西部沙漠之戰(zhàn)的，然而寫得最好的是科內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的《沙漠將軍》（The Desert Generals），出版于1983年。
巴爾干戰(zhàn)爭是希特勒進攻蘇聯(lián)的前奏。約翰·埃里克森比所有其他用英文撰寫東線戰(zhàn)爭的史家都更勝一籌，他出版了三部權威著作：1962年出版的《蘇聯(lián)最高統(tǒng)帥部》（The Soviet High Command）、1975年出版的《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The Road to Stalingrad）和1983年出版的《通往柏林之路》（The Road to Berlin）；雖然后兩本書層級過于復雜，但是對處于交戰(zhàn)狀態(tài)的紅軍和蘇聯(lián)人民的描寫非常到位。
The Road to Berlin
德國人發(fā)動戰(zhàn)爭的事實，以及這場戰(zhàn)爭弄巧成拙的屬性，在達林（A. Dallin）撰寫的學術性很強的《德國在蘇聯(lián)的統(tǒng)治》（German Rule in Russia）一書中表露無遺，該書于1957年在紐約出版。關于遭受重創(chuàng)蘇聯(lián)如何維系抵抗，言簡意賅但至關重要的專著是瓊·博蒙特（Joan Beaumont）的《武裝起來的同志們》（Comrades in Arms），出版于1980年，該書盡管關注英國對蘇聯(lián)的援助，但也講述了不少美國更大規(guī)模援助的內容。
希特勒在蘇聯(lián)的麻煩，加上此后不久美國參戰(zhàn)，使同盟國一方第一次掌握戰(zhàn)略主動。兩本重要的專著概述英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戰(zhàn)略戰(zhàn)術，即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撰寫的、1972年出版的《歐陸的承諾》（The Continental Commitment）和1968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地中海戰(zhàn)略》（The Mediterranean Strateg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后面這本書坦然承認英國不愿迎合美國直接進攻西北歐的熱忱。
有關美國參戰(zhàn)后英美的聯(lián)合戰(zhàn)略決策，兩冊重要的美國官方史提供了精彩的文獻綜述，一冊是斯涅耳（E. Snell）的《1941年至1942年聯(lián)合作戰(zhàn)的戰(zhàn)略計劃》（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2），1953年在華盛頓出版，另一冊是馬特洛夫（M. Matloff）的《1943年至1944年聯(lián)合作戰(zhàn)的戰(zhàn)略計劃》（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4），1959年在華盛頓出版。與之相關，探究獨特的戰(zhàn)略選擇是如何出爐的書籍是格林菲爾德（K. R. Greenfield）主編的《指揮部的決策》（Command Decisions），1960年出版于華盛頓。
我們現(xiàn)在知道同盟國戰(zhàn)略——有時是戰(zhàn)術——的制定取決于英國解讀德國保密通訊（“厄爾特拉”）的能力和美國解讀日本保密通訊（“魔法”）的能力，因此本書目必然要囊括若干有關這兩方面內容的書籍。迄今，最重要的著作是官方史的第一冊，欣斯利（F. H. Hinsley）（和其他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英國情報》（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1979年出版；該書包含攔截德國密碼系統(tǒng)恩尼格瑪、“厄爾特拉”的組建和早期作用，以及由此獲得的情報等重要資料。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另外，戈登·韋爾什曼在《小屋的六個故事》（The Hut Six Story）中詳述了重要的技術細節(jié)，韋爾什曼是布萊切利密碼破譯中心的先驅，該書于1982年出版。羅納德·列文（Ronald Lewin）在1978年出版的《厄爾特拉走向戰(zhàn)爭》（Ultra Goes to War）和1982年出版的《美國的魔法》（The American Magic）中寬泛地記述了“厄爾特拉”和“魔法”的影響，可信度很高；第二本書還闡明美國人如何以破譯日本密碼為布萊切利的成就錦上添花。
還有兩本著作詳細研究了運轉中的“厄爾特拉”，一本是比斯利（P. Beesly）的《極為特別的情報》（Very Special Intelligence），出版于1977年，論及大西洋之戰(zhàn)，另一本是班尼特（R. Bennett）的《厄爾特拉在西方》（Ultra in the West），出版于1979年，涉及西北歐戰(zhàn)役。
有關美國在太平洋地區(qū)的戰(zhàn)爭的著作甚多。對西方人而言，最具啟發(fā)性的入門書是理查德·斯多瑞（Richard Storry）的《日本現(xiàn)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Japan），1960年出版，這位學者曾是東南亞英軍情報部門的軍官，在日本不幸地決定偷襲珍珠港之前，他在日本教書。威爾莫特（H. P. Willmott）的《平衡中的帝國》（Empires in the Balance），1982年出版，綜觀太平洋地區(qū)各個敵手在戰(zhàn)爭第一年之前和期間的兵力和戰(zhàn)略，尤其熟悉日本一方。
Empires in the Balance
最好的太平洋戰(zhàn)爭通史是羅納德·斯佩克特（Ronald Spector）的《鷹擊驕陽》（Eagle against the Sun），該書文筆優(yōu)美，內容精彩，出版于1988年，還敘述了中國和緬甸發(fā)生的事件。如果不介紹塞繆爾·埃利奧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撰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美國海軍行動官方史的巨著，那么則有所公允；實際上，他的第四卷《珊瑚海、中途島和潛艇行動》（Coral Sea, Midway and Submarine Operations），1949年在波士頓出版，精彩生動地描繪了這兩次極其重要的戰(zhàn)役，充分表明官方編史計劃的意義。
有關太平洋戰(zhàn)爭的政治策略，最重要的綜覽是克里斯托夫·索恩（Christopher Thorne）的《同一類盟友》（Allies of a Kind），1978年出版，副標題是“美國、英國和對日戰(zhàn)爭，1941—1945年”（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5），該書準確地記述了這些內容，也是外交史的典范。
Allies of a Kind
日本的經濟資源和美國可用的經濟資源之間的差距最終導致日本的戰(zhàn)敗，海軍大將軍山本五十六曾經這樣提醒帝國政府。研究戰(zhàn)爭進程中潛在的經濟因素的代表作是阿倫·米爾沃德（Alan Milward）的《戰(zhàn)爭、經濟和社會，1939—1945年》（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45），1977年出版，濃縮了他有關國家戰(zhàn)時經濟的多本專著。
我經常利用一本與眾不同的巨著闡釋經濟是如何適應作戰(zhàn)的特殊需要的，那就是《武器的設計和發(fā)展》（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Weapons），1965年出版，由波斯坦（M. M. Postan）和其他人合撰，它是一冊英國官方史；然而，該書并沒涉及英國對原子武器計劃的貢獻，的確，任何一本令人滿意地涵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原子彈發(fā)展和使用的書籍都沒涉及這一點。
有很多著作探討了用常規(guī)轟炸摧毀經濟的問題；我要特別指出馬克斯·哈斯�。∕ax Hastings）的《轟炸機司令部》（Bomber Command）一書，1987年出版，因為該書探究了戰(zhàn)役給德國人和參戰(zhàn)人員兩方面造成的影響。德國相應地通過U潛艇戰(zhàn)役攻擊盟國的戰(zhàn)時經濟，對此也有很多研究；彼得·帕德菲爾德（Peter Padfield）給締造并指揮U潛艇艦隊的海軍上將立傳，1984年出版的《鄧尼茨，最后的元首》（D?nitz, The Last Führer）是份難得的研究，也是一幅迷人的“納粹戰(zhàn)爭領袖肖像”。
Bomber Command
在數(shù)以千計的描寫西北歐戰(zhàn)役的書籍中，我只選擇一本，那就是切斯特·威爾莫特（Chester Wilmot）的《歐洲爭奪戰(zhàn)》（The Struggle for Europe）；盡管該書已有再版，我依然使用1952年出版的原始版本。威爾莫特是一位戰(zhàn)地記者，他有效地發(fā)明了撰寫當代軍事史的現(xiàn)代方法，將政治分析、經濟分析、戰(zhàn)略分析與戰(zhàn)斗的親身經歷相結合。盡管他的許多觀點遭到質疑，一些觀點甚至被推翻，但是對我而言，他的書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史中至高無上的成就，將對事件的強烈興趣與對基礎性具體事實的冷靜剖析相結合。正是這本書第一次喚起我對戰(zhàn)爭作為歷史的興趣，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我越來越感到驚奇。
威爾莫特正確地認識到，戰(zhàn)爭是“大軍隊”的戰(zhàn)爭，是對已經萌芽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熱衷于秘密行動的重要補救。這種熱衷逐漸膨脹，直到認為非正規(guī)戰(zhàn)役和抵抗運動比斯大林格勒或者諾曼底更為重要。抵抗形式仍是戰(zhàn)爭故事的基本因素。寫得最好的綜述是邁克爾的（H. Michel）的《暗戰(zhàn)》（The Shadow War），1972年出版，最佳個案研究是迪肯（F. W. Deakin）的《四面楚歌的山巒》（The Embattled Mountain），該書出版于1971年，考量了南斯拉夫發(fā)生的最重要的抵抗運動。
瑞恩斯（W. Rings）在1982年出版的《與敵共存》（Life with the Enemy）一書中，非常本真地敘述了故事的另一面，即德國盡力締造一個歐洲帝國。賴特林格（G. Reitlinger）撰寫的、1953年出版的《最終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首先客觀地關注帝國最黑暗角落的駭人之處；一直以來，學者們詳細編撰了大屠殺的歷史，他的書主要關注猶太人，而非被納粹種族滅絕機構系統(tǒng)殘殺的許多其他族群，然而至少我認為這本書仍具震撼力，頗具啟發(fā)性，警示后人，這是后來的出版物所缺乏的。
最終是有關戰(zhàn)爭的個人傳記。在數(shù)千名士兵的故事中，太平洋戰(zhàn)爭中一個士兵的故事時�？M繞在我的心頭，即《老獵犬》（With the Old Breed），1981年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諾瓦托（Novato）出版。斯萊奇（E. B. Sledge）現(xiàn)在是一名生物學教授，曾在第1海軍陸戰(zhàn)師作戰(zhàn)。他描述了一個逐漸長大的十幾歲孩子在他始終鐘愛的戰(zhàn)友墮落為“20世紀野蠻人”的環(huán)境中仍然掙扎著當一個文明人，這是戰(zhàn)爭文獻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份記錄，由于作者并非職業(yè)作家，他在紙上再現(xiàn)他的經歷時充滿艱辛，因此該書更加感人至深。
相反，輝煌的文學成就當屬吉拉斯（M. Djilas）的《戰(zhàn)時》（Wartime），1977年出版，吉拉斯是南斯拉夫的知識分子，是鐵托抵抗運動的重要成員，曾與斯大林談判，作為游擊隊員打過仗，可最終與他的上級鬧翻，拒絕接受“英雄”精神，這種精神曾經驅使成千上萬的仁人志士譜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悲歌。
Berlin Diaries
我選的最后兩本書與婦女的體驗有關，作為戰(zhàn)時那代人的一半，婦女的命運承受了戰(zhàn)爭帶來的如此之多的苦難�，旣悺ね呶髌蹩煞颍∕arie Vassiltchikov）的《柏林日記》（Berlin Diaries）1985年出版，是一位親英的蘇聯(lián)白人的自傳，命運將她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時納粹德國的中心，該書展現(xiàn)了轟炸空襲下人們依然樂觀的非凡場面，展現(xiàn)了即使戰(zhàn)爭陰影逐漸逼近但仍奇怪地持續(xù)著的常態(tài)，展現(xiàn)了戰(zhàn)爭年代一位漂亮的貴族女孩能夠公開展示出的對納粹官僚的高度蔑視。克麗斯特貝爾·比倫貝格（ChristabelBielenberg）是一位英國婦女，她的丈夫參與了暗殺希特勒的“七月陰謀”，她也持有同樣的蔑視；《過去的我》（The Past is Myself）首次出版于1968年，她在這本書中敘述了她英勇無畏，最終成功將她的丈夫從蓋世太保手中營救出來的經歷，展現(xiàn)了作為權力的敵人，即使是位婦女，也必須為了保護她愛的人不受迫害，而在蔑視和順從之間權衡，而這種權衡的余地又是多么狹窄。
Armed Truce,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本書目也許可以十倍長；可是，我選擇了50本書概述。擴充閱讀還包括：《停戰(zhàn)，冷戰(zhàn)的開始，1945—1946年》（Armed Truce,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6），1986年出版，休·托馬斯（Hugh Thomas）的這本書不僅是解讀戰(zhàn)爭結果的重要指南，而且還是現(xiàn)代史的巨著，使用資料嚴謹，敘述范圍驚人。沒有關于戰(zhàn)爭本身的歷史，肯定包括我的，能在質量或權威性上與之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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