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容易、并不平凡的2022已經過去，站在2023開端，《新京報·書評周刊》又一次來到分享年度閱讀推薦的時間節(jié)點。從2022年10月開始，歷時三個月，新京報書評周刊編輯部收集行業(yè)專家學者意見，經過多輪討論，從全年出版的新書之中選出了27本書。
今年，在“時間的眼睛”這個大主題之下，我們將書單分成了四個單元，它們跨越了文學、社科、藝術等傳統(tǒng)書單劃分類別的藩籬，提供了更綜合的觀察面向。我們通過尋找共同點和差異，將它們分別集合在“記憶與留白”“視野與方法”“對話與回響”和“凝視與想象”等四個單元，以“時間的眼睛”的名義和大家一起搭建起本年度的思考版圖。
下文刊發(fā)“視野與方法”單元目的完整版推薦語。2022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的其他單元也將在近日陸續(xù)發(fā)布，敬請期待。
2022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特刊
年度閱讀推薦
2022
新
京
報
VOL 2
視野與方法
歷史是我們與往昔永無休止的對話。我們在歷史中往復尋找，回溯在往昔與外來之間的，也許不是歷史中的“真實”，而是層累地堆積在歷史事件與人物之上的認知與意識。我們接受的歷史學家生產與傳播的“客觀歷史”，也許是有著鮮明個人情感選擇的產物。歷史學家看似在抽絲剝繭般帶領我們走向雙方拭目以待的真相，不如說是在表演一出獨角戲：在走向真相的過程中，歷史學家們用屬于自己的表演方式，展示著自己深沉的思考和在過去與現(xiàn)實之間忍不住的關懷。在《亞洲史的研究方法》博引旁征的域外史料和史學觀念之外，我們看到了葛兆光隱含的追問：是否有一種超越國族意識劃分彼此的方式，去進入如同布羅代爾筆下的地中海一般的東亞世界？《商品帝國》勾畫出的物質主義對世界與人類心智狂飆突進般的侵奪，也在警告我們在沉迷和縱欲之外，人文精神和心靈生活的沉沒已經開始。
如此說來，歷史學家是矛盾的，他們的責任倫理要求自己對屬于公共的歷史保持忠誠，卻又如后現(xiàn)代史學家海登懷特所言，他們必須對過去保持叛逆，并以此促進身處的時代的特殊問題的解決。歷史敘述的是過去，然而展示的卻是今天的價值取向。歷史學家試圖讓沉睡的亡魂開口說話，發(fā)出的卻經常是自己的聲調。比如《漫長的余生》中，羅新通過碑刻史料勾勒出的一位北魏宮女的生命史，我們一同觀看王鐘兒在時代褶皺處的沉默與喘息，也聽到了殘酷的政治斗爭之外幸存者的聲音。《猛將還鄉(xiāng)》中東山人與劉猛將信仰，重新闡釋了古典中國走向近代的歷程。那些被視作落后并被淘汰的習俗與信仰，在潛移默化之間影響著我們走向未來的步伐和節(jié)奏。
和百年前一樣，歷史學處于危機之中。這場危機既來自于社會科學理論的挑戰(zhàn)、新史料的開掘，也來自理論的預設和問題意識的更新。我們難以把《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歸納進政制史抑或思想史的門類之中，然而艾爾曼卻用科舉制作為反光鏡折射出近代中國面臨的精神與制度上的危機，而他后現(xiàn)代的立場對古典的制度遺產和儒家經典文本的解讀，也使得今天的我們得以重新看待線性史觀對事實與觀念的改造。然而今天的我們卻前所未有地需要歷史，需要那種分辨、解析事實與現(xiàn)象的敏銳眼光，需要那種源自獨立精神和理想主義的歷史意識來把握加速與流動的現(xiàn)實。而做到這一切需要我們更新理解歷史的方法并放寬衡量時間與空間的方法。正如我們這個時代最具有叛逆精神的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作繭自縛》中對歷史敘事和制度演進的批判：農耕、谷物與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利維坦”，并為此不斷犧牲人類探索與創(chuàng)造的天性，是步入文明社會的唯一選擇嗎。
我們生活在歷史之中，而歷史把它的玩笑與饋贈也寄托于每個個體。我們書寫與閱讀的歷史，既是記憶的回聲，同樣也是我們的心靈對往昔的折射。無論怎樣努力探索進入歷史的情境，抑或尋找更豐厚的思想資源，和那些偉大的心靈一樣，我們都在實現(xiàn)某種永恒的追求：對個體記憶的捍衛(wèi)，對人類的苦難保持敏感，把判斷的權力交給未來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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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出民族國家與中心/邊緣的敘述
《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
作者：葛兆光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22年10月
推薦語
何為亞洲？它既是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也是一個與歐洲對立被想象的他者。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觀念舶來之前，亞洲自生的政治秩序滋長了這種定義的曖昧。在歷史的范疇中，我們無法割裂地以當代民族國家的國界和區(qū)域來理解作為整體的亞洲。同樣，近年中國知識界對于“何為中國”的討論，也體現(xiàn)了一種身份上的困惑：傳統(tǒng)帝國的遺產與現(xiàn)代國家轉型之間的糾纏，既體現(xiàn)著我們對于作為文明單元的亞洲的陌生，還有對于近代歷史的復雜心態(tài)。為了重新找到亞洲與中國主體性，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敘述來看待歷史上的中國以及周邊
葛兆光的《亞洲史的研究方法》就勾勒出來一幅多元交錯卻又彼此融匯的思想地圖。長期致力于“從周邊看中國”的他，嘗試用“東部亞洲海域”的觀念，反思我們習以為常的“東亞”和“東部歐亞”概念。建構這個互相糾纏的歷史區(qū)域的，是文字、圖像與宗教、書籍流通形成的交集點。跳脫出熟悉的民族國家與中心/邊緣的敘述，他用豐富的域外史料與充滿自我反思性的視角重新理解中國歷史與文化上的古今之變。在他的研究中，文明“自我”恰恰是在他者的觀照中不斷豐富與被詮釋的。
在這本講義中，葛兆光坦言要通過亞洲史的研究“教給博士生視野”，而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他的目光所及不僅在于象牙塔內，更是在我們生活與思考的現(xiàn)實世界。歷史學家生產出的觀點或許不能對現(xiàn)實對癥下藥，然而在葛兆光先生思索的延長線上，我們應該思考的是——作為共同空間的亞洲，我們應該如何重新確認區(qū)域間的文化與歷史認同，東亞文明間的各國能否在共同的遺產之上建構新的文明的空間，想象更多可能？
為那些“剩余的”人群代言
《猛將還鄉(xiāng)：洞庭東山的新江南史》
作者：趙世瑜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2年2月
推薦語
“劉猛將”是由口耳傳說形成的神祇，在蘇州太湖洞庭地區(qū)，每年的正月或七月，各村都要舉行“抬猛將”的活動。無論在官方編纂的正史中，還是明清以來的族譜、文集和地方志中，關于劉猛將付之闕如。相對應的是，供奉劉猛將的人群也是江南地區(qū)的邊緣人群——那些把人生寫在湖面，逃避著官府編戶齊民與被規(guī)訓命運的“水上人”。行走在田野，注視著這一塊近乎空白的記載的歷史學家趙世瑜，用《猛將還鄉(xiāng)》為那些“剩余的”人群代言。當歷史的指針轉動，區(qū)域中的人群開始編織新的網(wǎng)絡使自己適應變動的時代，抓住這種“歷史性時刻”并理解他們行為的生成與演變，正是一個敏銳的歷史學者的責任所在。
填補這一塊空白的歷史使得那些被精英書寫遺忘的人群找回自己的存在與尊嚴。在這群人和土地、水域共生的歷史中，趙世瑜發(fā)現(xiàn)了在具體的區(qū)域中，社會結構是如何通過人的行為與選擇被整合。面對著傳統(tǒng)生活方式終結的離散人群，以自己的方式建構著身份認同，并在未來區(qū)域與國家作為單位的歷史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跡。在洞庭東山的漁歌以及破落的猛將堂、天后宮中，趙世瑜將江南史放置于更加廣闊的歷史網(wǎng)絡中，使曾經只屬于鄉(xiāng)里和傳說中的人們找到了屬于他們的節(jié)點。水上人的故事遠未完結，上岸生活的水上人在上海開埠的歷史中，以宗族式的經營融入到全新的城市生活，在現(xiàn)代化與全球史的解釋下，那些被離散的人群在城市的碼頭中再次找到自己的歸宿。
開啟被掩埋的小人物的門
《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
作者：羅新
版本：理想國 | 北京日報出版社
2022年7月
推薦語
眼光向下，是如今歷史寫作的一大趨勢。人們的目光從歷史舞臺上地位煊赫的帝王將相身上移開，開始聚焦于那些充當配角甚至是背景的小人物。這其中自然不乏獵奇的心態(tài)，但不得不承認，比起那些聚光燈下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那些歷史角落中的小人物與自己的身份更加貼合，他們身處歷史洪流之中的命運抉擇，似乎也更具有某種值得共情的參照性。他們，可能就是生活在古代的我們。
羅新《漫長的余生》中選取的王鐘兒就是這樣一個歷史中的小人物。這位北魏掖廷的宮女，在世間度過了八十六個春秋，但她的生平幾乎就湮沒在了歷史塵埃之中。盡管墓志盛贊她的德行與名位，聲稱在她彌留之際，當朝北魏孝明帝都特意前往探望，在她死后，命史官記載她的生平。但事實上，官方史書并不屑于記下有關她的只言片語；而私人筆乘，即使有提過她只言片語，也早已被歲月的洪流無情汰盡，只留下那方隨她一起安臥地下的墓志，靠著石頭的堅韌和歲月偶然的善意，才讓人們知道她曾經存在于這個世界上。
墓志不過區(qū)區(qū)千余字便概括了她八十六歲的生命歷程，但羅新卻通過對這方墓志逐字逐句的精細解讀，幾近窮盡了所有相關的史料文獻，從劉宋義嘉之亂、魏宋懸瓠之戰(zhàn)、常珍奇叛亂，到北魏宮廷的子貴母死的舊制、殺母奪子的陰謀、皇室父子兄弟的殘殺，正史中種種重要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記述，反而成了這個名不見史冊的小人物浩繁豐富的注腳。王鐘兒的墓志不僅成為了打開她生命故事的一扇窄門，更由此開啟了諸多像她一樣被湮沒、被掩埋的小人物的門：那些與她生命相連、相交、相同的小人物的故事，也藉由她的經歷，一一從背景走上臺前。盡管王鐘兒無法親口講述她的故事，但作者卻以嚴謹?shù)氖妨吓c審慎的想象，透過她的眼睛去發(fā)現(xiàn)被那段跌宕起伏的歷史席卷而走的許許多多的人留下的印跡。
盡管在羅新筆下，那些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都成為了王鐘兒這個小人物漫長余生的注腳，但讀畢掩卷，就會發(fā)現(xiàn)本書絕大部分篇幅依然是在敘述那些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王鐘兒的身影雖然時時猶在，但她只是觀看、經歷，卻既不能參與，更無力改變發(fā)生的一切——而這或許正是為小人物書寫生命史的更深含義所在：他們無力改變這個時代，但時代的一切卻重重地覆壓在了他們的身上。
科舉學領域研究的典范之作
《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
作者：（美）艾爾曼
譯者：高遠致 夏麗麗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2年8月
推薦語
科舉制，恐怕是古代中國最毀譽參半的制度之一。晚近以來，批評者抨擊科考牢籠士人、桎梏人心，是中國走向衰頹的罪魁之一；贊譽者則集中稱道科舉的相對公平，拔擢寒微，在等級制度下實現(xiàn)了階層流動，賦予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以穩(wěn)定和活力。以科舉制度為專門研究對象的“科舉學”，也在20世紀末應運而生。
艾爾曼的《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盡管距離初版已經有二十年，依然是科舉學領域研究的典范之作。艾爾曼沒有輕足踏入科舉制的毀譽之爭，而是著眼于科舉制對整體政治體系、社會架構以及個人產生的影響。帝制王朝-精英分子與科舉制度三者在帝制時代互為支撐，共同穩(wěn)定地維系了五百余年，最終也一并轟然坍滅�？婆e制并非僅僅是自上而下吸納社會各階層加入統(tǒng)治體系之中，而是皇廷與精英階層結成的權力共謀網(wǎng)，皇廷借此控制、吸納精英階層為己所用，而精英階層也利用這一制度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財富。
艾爾曼通過研究精準地戳破了一個人們對科舉制長期以來的幻想，科舉制所謂拔擢寒微提升社會階層流動的作用其實相當有限。它并非為增進社會流動而設計的一套制度體系，相反，它通過設計考試內容和方式，將大部分人排斥在體系之外，使這一制度在實際操作中成為了精英階層的內部流動和壟斷社會地位、文化資源和政治權力的方式。而它貌似公平化的考試形式，又有效地遮蔽了人們對其內在結構化不公平的質疑。艾爾曼更深入科舉制的肌理細胞——那些奔走其中的科考士子的心靈世界，透過他們的趕考遭際、科場經歷，乃至于所謂的祈禱迷信和夢境奇觀，將科舉學的研究領域擴大到民間信仰與心態(tài)史研究的新領域，科舉不再僅僅是一種考試選拔制度，它更是一種公共空間和私人生活、心態(tài)交迭纏繞的整體社會現(xiàn)象。從某種程度上說，就像清代經典小說《儒林外史》中描繪的圍繞科舉奔走的朝野士民群像一樣，《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也正像是一部史學領域的《儒林外史》。盡管艾爾曼表示，本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澄清一個觀點，即“科舉作為一種前現(xiàn)代制度被證明極為有效”，但它最終崩塌了，而那些在它崩塌過程中，企圖修正或是替代的晚清時代的現(xiàn)代教育改革同樣也歸諸失敗，帝制王朝也終歸覆滅。僅僅是這個看似平淡的結論，留下的思考就意味深長：一件事物能夠長期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但很多時候，所謂的合理，不過是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合理，一旦這個特定時空崩塌，它也就隨著不復存焉——一切看似堅固的東西，在失去了它合理存在的基礎后，終將煙消云散。
挖掘消費及其主體消費者歷史的豐富性
《商品帝國：一部消費主義全球史》
作者：（德）弗蘭克·特倫特曼
譯者：馬燦林 桂強
版本：九州出版社·后浪
2022年10月
推薦語
自古，消費的故事就不曾缺乏講述者和解讀者。人們不是被告知消費是積極的，就是被提醒它是糟糕的。辯護者認為消費者是理性人，消費是個體獲取快樂、國家財富增長的理智之路，批判者則譴責，理性人假設蒙蔽了消費者被奪去公共精神和社會意義的危險。即便號稱聰明客觀的人，對此也難免非此即彼。德國學者特倫特曼的方法是選擇后退，前往十五世紀，一路回到當下，試圖挖掘消費及其主體消費者歷史的豐富性，尤其是在不同經濟形態(tài)中的復雜性。由此，他的《商品帝國》能使人看到消費鑲嵌于社會關系網(wǎng)絡、文化習慣和制度，消費行為是被塑造的，不是自主的，同時消費者也不是被動的承受者，他們的挑選和計算本身也構成消費行為的一部分，而在缺乏商品化的地方，當?shù)厝送ㄟ^“顧客化”也建立了尊嚴、社會資本。正是因為消費內含的巨大張力，他才諷刺消費批判文化有時只是“（西方）豐裕國家的特權”罷了。特倫特曼此書，雖處理的是十五世紀以來邁向現(xiàn)代世界的消費，實際上也穿插著諸多人類古老的、一般性的消費傳統(tǒng)和慣例。是的，消費這一社會現(xiàn)象處在道德和意識形態(tài)爭議的螺旋中太久了，亟須被作為“物”來考察。
找回那些被遺漏的人類生活經歷
《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
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
譯者：田雷
版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雅理
2022年5月
推薦語
遙遠的初民（社會）生活在近現(xiàn)代彰顯了它強大的吸引力。至于初民是怎樣放棄原初生活形式而進入早期國家（state）生活的，被普遍接受的說法是農耕社會對灌溉技術和基礎設施的需求召喚出了國家。斯科特在《作繭自縛》中借鑒有限的考古研究成果，跨越學科知識界限，考察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等地的沖積平原，大膽地推測其實人類的谷物種植和動物馴養(yǎng)活動發(fā)端于濕地，種植、馴養(yǎng)與采獵等多種謀生之道共存，物質并不短缺，直到初民們轉向單一的谷物種植。其主要原因在他看來是最初具有群體暴力特征的人群掌控了活動范圍，將吃著雜食的人們逐個兒“拉進”了一種史無前例的群體形態(tài)，從事繁重的農耕勞動，并構成早期國家的起源。谷物的季節(jié)性、可侵占性等特征使其成為捐稅的基本單元。人們的骨骼、體形和牙齒因為飲食結構的變化而發(fā)生了改變，在初期曾一度疾病叢生。人類利用標準化手段馴化了動植物并且也馴化了其自身。在這本書中，過往以田野研究、比較研究見長的斯科特，在沒有田野的歷史通道中照樣展現(xiàn)了他有關群體生活歷史的想象力，他摒棄線性的時間觀，找回、修補了那些被遺漏的人類生活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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