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無頭，債無主
■書評 □丁國強
在封建專制文化背景下，中國文人的命運注定是不幸的，無論是出世還是入世，無論是奴顏婢膝唯唯諾諾還是天子呼來不上船、仰天大笑出門去，都難以逃脫受迫害、遭打擊的厄運。禍從文起，中國封建統(tǒng)治者有一整套對付知識分子的辦法。李國文的《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一書，深入剖析了這種病態(tài)的歷史現(xiàn)象。
所謂的“非正常”死亡指的是打破生老病死的規(guī)律，人為地中止性命。人生識字憂患始，每一朝代的統(tǒng)治者后面都堆積著書生文人血跡斑斑的頭顱。這一切，在統(tǒng)治者看來，又是極其正常的，折磨和蹂躪知識分子會使他們獲得一種心理平衡或某種安全感。兩千多年，大多數(shù)中國文人為了避免非正常死亡，而放棄了尊嚴，選擇了茍活，發(fā)明了萬千溜須拍馬的技巧，將奴性發(fā)揮得淋漓盡致。這是中國文人的悲哀，批判性的缺失決定了文人角色的局限性，他們只能在得志與失意之間徘徊，忽而憤憤不平，忽而高呼萬歲，忽而隱姓埋名，忽而上躥下跳。他們把精神尺度與“能保其身”的生理目標放在一起，在保全性命的前提下，混上個一官半職，從而獲得了體制內(nèi)生存的合理性。
鄉(xiāng)村野夫如賈府里的焦大即使破口大罵、老拳相向也無妨，頂多挨一頓揍，啃一嘴屎，而文人卻不能發(fā)一句牢騷、瞪一個白眼，否則就有可能有滅頂之災。即使是表露自己的“款款之愚”“拳拳之忠”，也容易被看成是變相的造翻。多一句不是，少一句也不是。聰明的文人于是學會了委蛇之術(shù)，時時處處看掌權(quán)者的眼色行事，成為權(quán)力的附屬品。在那些風聲鶴唳的時代，茍活是文人不得已的選擇，與裝瘋發(fā)狂、拂袖而去相比，摧眉折腰侍權(quán)貴，是一種極為壓抑的生存方式，不是中國文人沒有火氣，而是因為心中的火焰除了把自己燒焦以外，并不能改變什么。從某種意義上說，茍活也是一種比較經(jīng)濟的生存方式，司馬遷“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終于成就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钪磺卸加锌赡�，斷絕了生命，也就斷絕了希望，斷絕了文化的命脈�？墒�，并不是所有的茍活的文人都有“藏之名山，傳之后人”之志，他們中的更多人耽迷于權(quán)力，拼命上爬，不擇手段，最終在權(quán)力場上粉身碎骨。
“凡有聰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殺其身也”。不過，這世上的文人總是難以消除干凈，他們無法控制表達的欲望，所以，露頭的文人總是此起彼伏。沉默不過是一種權(quán)宜之計，文人的內(nèi)心里面卻充滿崢嶸。唯唯諾諾的是文人，破口大罵的也是文人，大放厥詞、糞土一切的禰衡雖不失書生本色，卻無意中成為權(quán)力之爭的犧牲品。玩政治的文人，所有的努力都不過是給自己打造一副精美的棺材而已。
李國文曾談到自己當了22年“右派”，一條隨便什么樣的狗趴在頭上拉屎撒尿都強忍下來，諸如此類軟弱的事實。不管怎么說，終歸是活了下來，沒有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白搭上，才有今天的思如泉涌，墨氣沖天。李國文嫌謝靈運過于張狂玩掉了腦袋，否則，還會留下更多更美的山水詩，殊不知，要求中國文人專心致志地搞“純文學”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除了與統(tǒng)治者的殘暴密不可分之外，后面都有一個讓人腸斷的性格悲劇。如果文人們都學會了忍耐，學會了忍辱負重，學會了避重就輕，僥幸熬過一個又一個殘酷的文禍，恐怕也未必還能寫出那等蕩氣回腸的文字來。貪生者當然可以笑到最后，但是，文學史上笑得最好的多是短命的文人。
目錄：
司馬遷之死
李斯、陸機之死
蔡伯喈之死
你衡、孔融、崔琰、楊修之死
稽中散之死
何平叔之死
王夷甫之死
王猛、崔浩之死
謝靈運之死
謝宣城之死
李太白之死
李后主之死
王安石之死
蘇東坡之死
宋徽宗之死
李清照之死
高青丘之死
方孝孺之死
解學士之死
何心隱之死
張居正之死
徐文長之死
李卓吾之死
屠長卿之死
阮大鋮之死
陳子龍之死
金圣嘆之死
吳梅村之死
夏完淳之死
莊廷（左‘钅’右‘龍’）、洪?思之死
龔定庵之死
吳趼人之死
王國維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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