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一部思想人文和詩學、人物隨筆集。
上卷以20世紀西方文學、思想大師為主，狀寫人物命運，閱微藝術精神，所最為關切者，依然是藝術家與生活世界的對抗、對人性惡的揭發(fā)，以及對黑暗時代的啟明。其中既有托爾斯泰、伊拉斯謨這樣的為人類摘星辰的思想大師，也有卡佛、布考斯基這樣的在社會底層打拼與沉淪的性格文人；既有阿倫特、加繆這樣的經(jīng)典文人，也有尼采、巴列霍這樣烈火般的詩人思想家。本書思想性與故事性相融合，傳記資料扎實，觀點鮮明，文風曉暢，真情流露，適合文藝大眾閱讀。部分文章曾在《財經(jīng)》《財經(jīng)LENS》《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晶報》等報刊發(fā)表。
下卷為作者十余年來的詩學論文精選，其中既有作者本人的藝術主張，也有作者親臨中國詩歌第一現(xiàn)場的所見所聞、經(jīng)驗與雜感。本輯文字最能體現(xiàn)作者思想與才情，是青年一代在詩學上的最新收獲，在70后、80后一代讀者中擁有廣大的知音。本輯文字多發(fā)表于《上海文化》《名作欣賞》《作家雜志》《南方都市報》《今天》等報刊。
作者簡介：
朵漁：獨立詩人，專欄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東，1994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F(xiàn)居天津，寫作詩歌、文史隨筆、時政專欄，兼及文學批評與研究。曾獲華語傳媒年度詩人獎、柔剛詩歌獎、《詩建設》詩歌獎、屈原詩歌獎，以及《詩刊》《詩選刊》《星星》等刊物的年度詩人獎。著有《史間道》、《追蝴蝶》（《詩歌與人》�？�、《意義把我們弄煩了》、《最后的黑暗》、《原鄉(xiāng)的詩神》、《我的呼愁》、《說多了就是傳奇》等詩集、評論集和文史隨筆集。
目錄：
上卷
我因孱弱而夢想著美德
這始終關乎愛情，沒人知道
我的生活無法重復
生活在細節(jié)中
恐懼與繆斯輪流值日
人以什么捍衛(wèi)記憶
懺悔是一件思的事情
永遠不可能在極權的灰燼中找到鉆石
我們之間的分歧必須保留
大師控
托爾斯泰的憂郁
我代替野獸步入牢籠
相信詩歌的永恒性依然存在
憤怒把一個詩人搗碎成很多詩篇上卷
我因孱弱而夢想著美德
這始終關乎愛情，沒人知道
我的生活無法重復
生活在細節(jié)中
恐懼與繆斯輪流值日
人以什么捍衛(wèi)記憶
懺悔是一件思的事情
永遠不可能在極權的灰燼中找到鉆石
我們之間的分歧必須保留
大師控
托爾斯泰的憂郁
我代替野獸步入牢籠
相信詩歌的永恒性依然存在
憤怒把一個詩人搗碎成很多詩篇
辛波絲卡：從廢墟上開出的花
用愛點燃抒情詩的天空
厭倦所有帶來詞的人
一個失敗主義的大師
老虎?刀子?迷宮
下卷
羞恥的詩學
詩人不應成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
為瘋子們辯護
詩如何思
何謂“為人生的寫作”
他體會過自由，明白善的意義
真理性：論韓東
猶如雷電擊碎大�！�
飛蛾撲火的儀式
去愛，還是去恨1950年初，阿爾貝?加繆買下了巴黎夫人街29號的一幢房子，把家安了下來，從而結束了長期租房和漂泊的動蕩生涯。這里離他工作的伽利瑪出版社不遠，附近還有一家不錯的咖啡館。加繆喜歡在街角買一份報紙，在咖啡館靜靜地坐一會兒，然后再步行去出版社。
這一年，加繆將近37歲，已經(jīng)是一對雙胞胎的父親。加繆和他的妻子弗朗西娜，以及弗朗西娜的母親、姐姐住在一起。這讓加繆很惱火，“我不是有一位岳母，而是有三位�！钡菦]辦法，弗朗西娜長期處于抑郁之中，她母親認為女兒離不開她，而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斯蒂安娜對加繆也很不放心，她覺得艷遇不斷的加繆隨時可能拋棄自己可憐的妹妹，去跟別的女人廝混。她要做妹妹的守護神。加繆被這樣一個六口之家團團圍困，感覺都快要爆炸了。他不在乎幸福，他渴望的是偉大�！拔铱傆X得好像是在大海上：身處巨大的幸福中心，卻又感覺受到威脅�！彼蜃约航K生摯愛的女友瑪麗亞?卡薩雷斯抱怨說，“我腦袋里整天冒出可怕的念頭”。
無法在家里安靜地工作，這是最折磨加繆的地方。他給自己安排了一間工作室，卻難得清靜。妻子弗朗西娜彈得一手好鋼琴，詩人蓬熱曾羨慕地說：“有這樣一位出色的音樂家妻子，是一件多棒的事情啊�！奔涌妳s說：“如果你每天都要聽上六個小時的巴赫，你就不會這樣說了�！睘榱诉h離這些深愛他的“家庭禁衛(wèi)軍”，加繆經(jīng)常離家外出，帶上自己的女友，去山里或農(nóng)村短暫居住。
加繆在他不到30歲那年，就已完成了自己的“荒誕三部曲”：小說《局外人》、隨筆《西西弗神話》和話劇《卡里古拉》�！霸�30歲的年紀，幾乎是一夜之間，我嘗到了出名的滋味。”加繆說，“現(xiàn)在，我知道它是什么了。根本沒什么了不起的�！�1947年，長篇小說《鼠疫》出版，兩個月售出了五萬多冊，加繆又大獲成功。然而這些成功沒能給他帶來真正的自由，也無法消除他內(nèi)心的焦慮。他的結核病也讓他覺得自己就要不久于人世，而偉大的作品卻還沒有寫出。他想到托爾斯泰，“他在1863年到1869年之間寫出《戰(zhàn)爭與和平》，也就是35歲到41歲之間�！倍涌娨呀�(jīng)36歲了，“我看到絕望在逐步逼近”，他必須加緊工作，把大作寫出來，才能抵抗這隨時會到來的絕境。“……只有工作，只有創(chuàng)作，可以使精神不倒。”為此，他逼迫自己每天在桌子旁坐上10個小時，以便盡快完成他寄予厚望的哲學隨筆《反抗者》。
1950年1月，同為肺病患者的喬治?奧威爾逝世，年僅47歲。加繆與這位《1984》的作者從未謀面，但兩人同氣相求。這更加劇了加繆的焦慮感。1950年，就在加繆思考和寫作《反抗者》之際，“爭取文化自由大會”在柏林召開，法國的紀德、阿隆、薩特、莫里亞克、布魯姆，英國的凱斯特勒和羅素，美國的多斯?帕索斯、辛克萊、伯恩海姆，意大利的西洛內(nèi)等著名左派知識分子都參加了大會。加繆沒有參加柏林的會議，但在一份“致自由人的宣言”上簽了名。宣言稱：“知識分子的自由首先意味著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尤其是在他們與領導人的思想言論出現(xiàn)對立的時候�！奔涌娺�在手記中補充道：“一旦被剝奪了說‘不’的權利，人就會變成奴隸。”這也是加繆寫作《反抗者》的題中之義。但整個1950年，加繆都深陷于生活與寫作的雙重焦慮中難以自拔。他在這一年的日記中寫道：“1950年的男人：私通，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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